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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55年客省庄遗址的发掘51搜

发布时间:2019-10-18 16:12:25阅读:来源:欧贝特试验设备

回忆1955年客省庄遗址的发掘

回顾1955年客省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及收获,有一些事在我的脑海里印象很深,记忆犹新。

客省庄又名“开瑞庄”,是陕西省长安县西边陲一个有40多户人家的村子现在可能有100户人家,位置在西安市西南二十余公里的沣河中游西岸岸旁。沣河沿岸是西周都城丰、镐的所在地,因而是全国性的重要考古地区之一,所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就派工作队到达沣河沿岸做过考古调查。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了第二次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建所的第二年——即1951年开始,便派出实力强大的工作队到沣河沿岸进行深入的考古调查和重点试掘工作。关于1951——1954年的考古情况及收获,苏秉琦和石兴邦分别有工作报告介绍。其中苏秉琦、吴汝祚在《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2期。下面简称苏文一文中,曾根据客省庄发掘的文化堆积层位关系及调查中所获资料,将沣河两岸周以前的文化遗址分为完全不同的三种类型遗存——即文化一仰韶文化、文化二文化性质及名称待商讨和文化三西周和东周遗存,为渭河流域地区考古文化年代提供了科学编年标尺。1955年2月—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队配合西户由西安至户县铁路工程的建设,在沣河中游的东、西两岸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其中在河之东,限于在斗门镇镇南做过小规模的发掘,揭露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在河之西,主要在客省庄的村北和村西北一带进行发掘,工作规模比较大,仅村北6个发掘点内就揭露遗址面积达2838平方米,发现多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资料甚为大宗,里面又以苏文中的“文化二”遗存材料最为丰富,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它的文化面貌及其基本特征,故《简报》和《报告》把它命名为“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并且指出:1它是继仰韶文化之后盛行于渭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2它的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东边的晋南地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和西边的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反映了渭河流域和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

从1955年至今,时间已经过去50个年头。根据我们不完全的初步统计,迄今在渭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100多处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遗址,其中大约有10多处遗址做过发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它的文化内涵,成为当今学人十分熟识和普遍关注的一种考古文化及研究课题。

1955年初,考古研究所建所只有四年多一点时间,人力十分缺乏,研究人员只有26人,其中,年青研究人员有19人,当时竟派出5位年青研究员到沣西发掘队工作,占全部年青研究人员的1/4。这种情况,除我队考古发掘工作任务比较重的因素以外,是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长特别关注和重视周都丰镐地区考古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夏先生还在百忙之中,于当年4月下旬亲临客省庄遗址检查和指导过发掘研究工作。

沣西发掘队初期由王伯洪、钟少林、赵学谦、刘观民、俞伟超、王振江和胡谦盈等七人组成前五位同志已先后去世,王和胡二人健在,王伯洪任队长。后来曹继秀、陈作良、黄石林、张子明、王杰、高天麟、郑苏民和王树林等8人先后来到队里工作,发掘队成员达到十五人。

观民和振江是我们沣西发掘队的“开路先锋”,在那年的春节期间即1955年2月上旬便离开新年团圆的家人,从北京出差到西安市和客省庄等地办理开展考古发掘的各项事宜。他们二人离开北京大约10天左右,其他人便先后到达客省庄投入十分紧张和繁忙的田野考古工作。当时工作分工,除王振江一人领着探工在沣河两岸沿西户铁路线进行钻探工作以外,我们六个人均集中在客省庄村北第一地点内做发掘工作。队长和老钟是田野考古发掘老手,我们四人也有一些挖探方和掘坟的工作经历和锻炼,加上大家的考古事业心比较强,以及当时年轻或比较年轻而精力充沛旺盛,所以人人都想多做工作和加快遗址发掘进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自发地采取和形成了以下一套工作方法及其有效措施:

1、发掘区的探方位置安排从露头往东扩张,即第一排探方均位于崖头旁,第二排探方位其东。探方均为正南北方向。这样做的原因,是挖掘时我们从崖头断面——也就是探方的西壁剖面上可以十分清晰地分辨各种不同颜色的土层堆积层次及其厚薄尺寸,避免探方发掘进程快和农民发掘技术不熟练而把不同颜色的文化层次挖乱。

2、开大探方发掘,每个探方面积一般不少于50平方米,少数大的探方面积达到70—80平方米南北向的崖头断面不平直,所以第一排探方的面积有大有小。各个探方之间的所谓“隔梁”,不是等待探方发掘到生黄土时再清理,而是根据研究工作需要随时决定“探方隔梁”的去留,具体地说,工作需要时留“隔梁”,而“隔梁”妨碍工作时便挖掉,待有关遗迹处理完后,再在原来位置留出“隔梁”向下发掘。这样做在后来考古中不算什么事情,但在1955年初来说,它无疑是我国遗址发掘在方法上的一种大胆尝试。

3、发掘时采用“间歇作业法”,具体地说,每人同时负责位置相连的两个甚至三个探方的发掘工作,当首先挖掘的探方内出现墓葬或灰坑等遗迹时,只留下一、二个工人继续工作,其他工人开掘第二个探方。当第一个探方内的墓葬或灰坑清理完毕和绘好线图以及照相以后,再集中工人在第一个探方内向下挖掘。第二个探方和第一个探方的做法相同。这样做的结果,既加快遗址发掘的进程和速度,又能减少工人窝工现象,防止大量浪费国家的人力和财力。

4、发掘时我们人人都下到探方里,全神贯注,一旦出现现象,如出土小件器物或发现墓葬或灰坑的口部,就毫不犹疑地蹲下来亲手妥善和科学的加以处理,用手铲起取文物和弄清楚墓葬、灰坑的口部范围,并及时做好记录——如绘制探方遗迹坑位图,填写器物标签等,然后再往下挖掘。发掘墓葬或房址或灰坑时,经常注意土坑内填土的种种现象,并下到土坑内检查或亲自动手找“坑边”和清理墓葬内的人骨架和随葬器物。另一方面的工作:(1)时刻注意和了解不同层位的各种文物出土情况,便于有效而准确地区分和控制不同文化层的发掘。(2)把能斗合成器包括部分残缺的陶器在内挑选出来,另行单编号和包装起来。(3)详细记录各单位发掘情况及其有关现象,为日后写好发掘记录做好充分准备。这种严肃认真负责和亲自动手以及工作细致的考古研究学风,并非我们六人中的“创造和发明”,而是得助于师传——也就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教授在平时的言传身教。上述科学的严谨的田野考古研究学风,至今仍然还是我本人在考古实践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和信条。

陈作良等8位同志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队长把他们分散到我们之中进行个别辅导做发掘。王杰和我在一起,最初在村北第一地点工作。后来到第一地点东边开辟第四发掘点,开5×5探方二个,面积为50平方米。探方内的文化堆积情况和第一地点相同,也是以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堆积为主。当时我们在掘点东部发现一座保存较好的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烧陶窑址,队长很感兴趣,常来检查工作,有时还拿起手铲和我们一起清理遗迹现象。

大约在6月末旬,队长要我加快步伐结束第四地点的发掘,到沣河东岸的斗门镇开辟新工地。约在7月初,我、老钟、张子明、王杰、高天麟、王树林和技工侯德隆等七人到斗门镇工地工作。发掘地点在斗门镇南边的铁路线上。那里的地面平坦,遗址是王振江通过钻探发现的。根据钻探记录,遗址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度未经钻探尺寸不清楚。当时我们选择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地段,从西往东沿铁路线范围开5×5探方20个,总面积为500平方米客省庄一带发掘基本上也是沿铁路线开探方的,说明我们当时工作着眼点是偏重于“抢救文物”,根据学术研究需要计划发掘工作意念比较淡薄的,它应属当时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缺陷。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比较简单,(1)大部地方于耕土下面发现唐代堆积层,遗迹只清理2座方形的窑址,是张子明发掘的。局部地方没有唐代而有汉代灰土层堆积,内包含物不多。2下层是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遗存,灰土层堆积薄而且不连成片;遗迹只发现20多座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其中有些土坑的容积很大,底径4米多,坑深3—3.5米。遗址东靠昆明池,土质很不好,袋状灰坑上部周壁常有裂缝和崩塌现象,其原因是土内有树木根、须以及根、须腐朽后长期渗水所致。由此我想起1954年秋冬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发生墓穴塌方的原因,以及墓穴塌方时压伤人的情景,便心里发慌和毛骨悚然,十分忧虑和担心同类事件在斗门镇工地重演。另外,当时张子明等的工作、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发掘时个个活像“小老虎”,不怕累,不怕苦,也不惧怕什么险情。而后一种表现,实际上是安全生产意识淡薄,这样更加重了我心头的忧虑。针对上述情况,每天工作时我在工地不断来回走动和跳下坑爬上来,青年人“随叫随到、不叫也到”,尽力辅助他们掌握和做好发掘工作,以及勤检查和督促大家注意安全生产。一经发现工作中有险情,就十分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要求工作者绘好遗迹已掘部分的平、剖面图,然后把灰坑已掘部分从上至下挖大挖平,再清理灰坑的下半部。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从开始发掘到结束工地工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才烟消云散。

鉴于斗门镇的发掘收获不理想,保证安全生产也是个难题,因此我提出不宜扩大发掘的建议,并得到队长的同意和支持。大约在9月中旬,我们做完现有探方的发掘便回到客省庄工作。同志们在斗门镇发掘期间是属于超强度的劳动,是十分辛苦和劳累的。我们每天很早起床和早饭,接着是进行约6华里的“急行军”到达斗门镇工地,7时半一11时半做发掘工作,中午回客省庄食午饭。下午提前10一15分钟到达工地,3—7时做发掘工作,下班后收拾和安置好发掘工具和出土的文物资料,然后启程回客省庄。晚上睡觉前,要写出当天工作情况日记和整理好出土的小件器物。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加20多华里的走路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烈日炎炎下面作业的,那时又是一年当中气候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和“秋后虎”。我们之中,老钟年龄偏大,已年到40岁,大约工作10天左右就累病了。机智的队长立即做出反应,采取以下三点措施:(1)调老钟回客省庄工作。(2)把午饭送到斗门镇工地。(3)在当地租房屋和购置麦草和芦苇席铺地,供我们中午休息。从此,每天我们不仅少走10多华里路和避开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在烈日下面活动,更重要的是中午有了充分休息和午睡时间,体力消耗和疲劳得到及时恢复,大大有利于下午做好工作以及在斗门镇长期坚持工作下去。尽管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很苦,但大家一直保持着严肃、认真、活泼、愉快和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我从未发现有人在困难面前面带愁容。那年我是25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刚满两年,所以在那样艰苦环境下从事考古实践是一次极好的工作和生活磨炼和考验,从而为后来热爱和醉心通过艰苦的田野考古实践去解决学术难题在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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